2026 年 8 月 26 日上午，一場在中尼邊境發生的特大泥石流災難令舉世震驚。災難發生後有不少關於泥石流成因的討論，尤其與氣候變化的關係，筆者亦曾接受傳媒訪問。近日，筆者應邀參加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和香港理工大學舉辦的第五屆「岩土創新科技論壇」，有機會與出席論壇的岩土專家交流氣候變化與山泥傾瀉的關係。今期會從中尼邊境的泥石流説起，分析氣候變化如何為世界各地帶來山泥傾瀉風險。
中尼邊境泥石流
中尼邊境的特大泥石流災難至今已造成約1,500人死亡、超過5,000人失蹤。最爲震撼的是泥石流瞬間摧毀吉隆口岸的情景（圖 1）以及在尼泊爾特里蘇里河沿岸出現的洪水（圖 2）。
國際科研機構「世界天氣歸因聯盟」（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在 2026 年 9 月 17 日發表研究報告，認爲這場災難是多個因素叠加造成（圖 3），而不是單一原因。出事的喜馬拉雅山脈朗當利龍峰（Langtang Lirung）北壁本身有舊裂隙和弱面，2015 年尼泊爾 7.8 級大地震可能已經把岩壁進一步震鬆，讓山體早就站在臨界點附近。接著是幾十年以來的暖化：永久凍土退化、岩縫裡的冰變暖融化，原本把石頭黏住的力量慢慢消失。
與此同時，朗當利龍峰北坡的冰川明顯變薄和後退，尤其 2010 年後速度加快；冰川舌往上收縮，讓岩壁長期裸露，原本受冰覆蓋或側向支撐的岩層失去依靠，同時也讓更多融水進入裂隙。崩塌前一年的秋冬降雪偏多，2026 年夏天又特別暖，雪和冰快速融化，再加上降雨變強以及雨雪分界升高，雨水會比雪更快進入岩縫，令岩層進一步變得不穩定，最後觸發岩冰崩塌。約 2 億 5 千萬公噸的岩冰崩落物一路鏟起河谷裡的水、冰和泥沙，在狹窄峽谷裡變成高速碎屑洪流，造成巨災。
氣候變化的角色，比較像是把原本緩慢的岩冰退化逐步推向突如其來的崩塌。報告估計，事發地點附近的氣溫，比沒有人為暖化的情況高出約 1.5°C 或以上；零度線高度上升，融冰的情況也有所增加。這些變化讓永久凍土、冰裂隙和正在退縮的冰川更容易變爲不穩。不過報告的作者也坦言，還不能把這次崩塌直接、定量地歸因於氣候變化；比較穩妥的說法是：暖化提高了這類山崩的長期風險，而未來只要全球繼續升溫，類似的災害機會仍會不斷上升。
岩土專家的判斷
筆者在「岩土創新科技論壇」中做了主旨報告後，引起岩土專家大衛·佩特利（David Petley）教授關注，我們隨後在休息時間展開了關於山泥傾瀉與氣候變化的交流，至文章截稿時，我們還通過電郵討論相關題目。
佩特利教授（圖 4）是一位著名的英國岩土專家，現任諾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校長。他於 2022 至 2025 年間擔任赫爾大學（University of Hull）校長，並曾任謝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Sheffield）副校長，以及在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創立災害、風險與韌性研究所。佩特利教授自2012年7月出任香港斜坡安全技術檢討委員會委員。
首先，佩特利教授對全球各地的山泥傾瀉事件素有研究，包括中尼邊境的泥石流災難。他認為，這場災難主要由陡峭岩坡崩塌引發（圖 5），在岩坡上的冰川亦隨之崩塌；永久凍土退化的作用尚未證實。
關於這場災難與暖化的關係，佩特利教授認爲，由於特大泥石流主要由陡峭岩坡崩塌引發，因此不能將本次事件直接歸因於氣候變化。但另一方面，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全球每年與冰川相關的岩坡崩塌數目於 1980 年代後急速上升（圖 6），這與全球暖化的趨勢大致相同（圖 7）；在喜馬拉雅山脈以至全球各地的高山地帶正因爲氣候暖化而變得不穩定，冰岩崩塌事件不斷增多，這是不爭的事實。
這次災難是否能夠預警？佩特利教授告訴我們，近日有研究發現，崩塌岩層之上的懸掛冰川（hanging glacier）移動加速，自 2025 年底或 2026 年初，移動速度從平均每年 7.4 米大幅上升至每年 55 米，這可能反映懸掛冰川之下的岩層出現破裂。而且，斜坡中段在上方冰岩崩塌前曾出現局部落石（圖 8），這亦反映上方岩層可能已經出現不穩；但在崩塌前徵兆依然比較微弱，例如沒有出現大量塵土，情況難與背景活動區分。因此發現前兆亦不等於能可靠預測，建立有效預警系統仍具挑戰。
全球山泥傾瀉風險
與佩特利教授傾談後，筆者發現他多年來建立了世界各地的山泥傾瀉資料庫，基於這些資料做了不少研究，並且特別關注氣候變化的影響。他於今年 10 月初更在諾丁漢特倫特大學進行了 就職講座，題為「氣候變化中的山泥傾瀉」。(圖 9) 顯示他的團隊於 2004 至 2016 年之間在全球各地所收集的非地震引發的致命山泥傾瀉事件，可見亞洲是山泥傾瀉多發的地區；而在亞洲之中，最集中的正是喜馬拉雅山脈一帶，包括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北部、不丹以及孟加拉（圖 10）。
基於上述的數據庫，佩特利教授亦發現全球非地震引發的致命山泥傾瀉數目自 2004 年以來有上升趨勢（圖 11），尤其在 2024 和 2025 年上升至每年超過 600 宗，是 2004 年（200 餘宗）的兩倍多。雖然致命山泥傾瀉數目與人類活動、社會發展、基礎建設、防災措施等因素有關係，山泥傾瀉風險受天氣（尤其颱風和大雨）及氣候變化影響而增加卻是有跡可尋。
佩特利教授考慮了山泥傾瀉的季節性變化（圖 12），發現雖然年與年之間有不少的差異，每年山泥傾瀉的高峰期總會出現在北半球夏季。這是因爲亞洲受夏季季風及颱風所帶來大雨的影響。由於氣候變化令全球各地的大雨增多，因此亦增加山泥傾瀉的風險。
佩特利教授亦發現，在尼泊爾發生非地震引發的致命山泥傾瀉事件於 2000 年之後明顯增多，每年總數更屢創新高，由以往每年 20 宗或以下增加至平均每年 40 至 60 宗，最高的三年出現於 2020 年及之後（圖 13）。也有研究顯示尼泊爾東部及中部的氣候在 1996 年左右出現變化 —— 夏季季風所帶來的大雨明顯增多，這與佩特利教授的發現相當一致。當然，除了季風帶來的大雨，高山冰川退縮和永久凍土退化也是帶來尼泊爾岩土變得不穩的重要因素。
結語
回顧中尼邊境這場巨災，成因並非單一，而是地質弱點、地震弱化、冰川退縮、永久凍土退化與極端降雨叠加的結果。氣候變化未必是壓垮岩壁的直接元兇，卻無疑是持續堆積風險的幕後推手；全球與冰川相關的岩坡崩塌和致命山泥傾瀉節節上升，正是明證。喜馬拉雅山脈是全球風險最集中的地帶，季風暴雨增多令形勢雪上加霜。香港亦不能倖免於極端降雨加劇的威脅。下一期，筆者將探討氣候變化對香港山泥傾瀉的影響，以及本地防災策略該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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