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沒有止境的疫情，相信大部分人都過著一些從沒有預計過的生活方式，用 App 叫外賣如《 Food Panda 》、《 Deliveroo 》，開會靠《 Zoom 》、《 Google Meet 》等視像會議，娛樂便依賴 《 Netflix 》等，每一件事已經離不開科技，從樂觀角度而言，幸好有科技支援才能解決這麼多問題，確實比 2003 年沙士情況好得多；相反從另一角度去看，香港要持續能夠成為有競爭力的智慧城市，不能單靠資訊基建、硬件等元素，而是建立市民擁有「數碼智商」 Digital Quotient （ DQ ）。

在工業革命以前，人類致勝的關鍵是體力，隨後各界開始大力發展心智、認知能力與所能激發出的競爭力，甚至變成國力。 1912 年 IQ （ Intelligence Quotient ）、智商的觀念面世，大受肯定與廣泛應用； 1964 年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心理學家貝多克（ Michael Beldoch ）提出 EQ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情緒商數的概念；到了 1997 年史托茲提出的 AQ （ Adversity Quotient ）逆境商數，用來評估一個人處理壓力或是挫折的能力；而到了 2016 年，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的一份報告便提出要培育孩子一個新的商數： Digital Quotient （ DQ ），就好像 IQ 和 EQ 一樣， DQ 是用來了解一個人處理及回應數碼媒體的能力，特別對 Z 世代（ Z Generation ）而言，這些在數碼年代出生或成長的人，無論學習或生活都與科技密不可分，亦習慣採用不同的社交媒體作溝通平台，與其他人甚至世界連結。

去年 Google 香港發表《 智慧數碼城市白皮書 》第三及最終版，深入研究消費者對香港作為智慧數碼城市的觀點和自身的數碼應用程度，令人鼓舞的是調查顯示香港市民渴求知識， 81% 的受訪者希望學習最新科技知識，當中包括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 40% ）和數據分析（ 37% ）。

「數碼智商」涵蓋 8 大領域，包括︰

1. 數碼身分認同：有能力在線上與線下世界建立健康的個人身分與認同。
2. 數碼工具使用：有能力用平衡、健康、符合公民責任的方式運用科技。
3. 個體使用的數位安全：有能力透過安全、負責、道德的方式使用科技，了解、緩解與管理各種網絡風險。
4. 整體系統的數位資訊環境保安：有能力偵測、預防、管理不同等級的網絡威脅，以保護資料、裝置、網絡與系統。
5. 數碼情緒智商：有能力在個人的數碼人際互動中，辨別、探索與表達情緒。
6. 數碼溝通：有能力使用科技跟別人溝通及合作。
7. 數碼知識與素養：有能力尋找、閱讀、評估、整合、創造、改造與分享訊息、媒體及科技。
8. 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位權益：在使用科技時，有能力了解並維護人權以及法律權利。

總結，從小推廣數碼知識也是智慧科技人才庫的基礎，政策制定者應為中小學提供資源，將數碼技能教育包括編程、運算思維和人工智能相關學習納入核心課程，同時透過課外培訓計劃連繫本地各校師生，培養開源思維、知識交流，從而鼓勵創新和合作。我們必須為小朋友裝備數碼智商（ Digital Intelligence ）及資訊素養，讓他們有效和符合道德地運用資訊科技，並培養他們成為負責任的公民及終身學習者。

由於篇幅字數限制， 筆者會在未來的專欄再跟大家探討這個議題。